里皮曾差一点接手国足 拒绝中方人员导致谈崩

中国足协先前曾与里皮接触过几次，甚至直接商谈过接手中国国家队的问题。里皮在权限方面明确提出：自己的团队中不需要中国足协的现有人员。这也是里皮和中国足协谈崩的根本原因。

中国足协两位副主席张剑和魏吉祥召见法国人佩兰，正式向其宣布了下课的决定。中国足协随即重新展开新一轮选帅工作。此时再去讨论佩兰下课的原因、“揭秘”其实毫无意义。相比中国国家队史上的其他几任外教，法国人佩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足球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产物”，与前几任外教相比，是时代造就了佩兰这样一名中国队主帅。

利益之争的产物

说佩兰，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前任卡马乔。在中国足球史上，卡马乔是第一位非中国足协自己钦定的主教练人选。尽管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后的第一位洋帅也是赞助性质的，但至少出资的上海大众公司仅仅指定了“德国籍”这一大方向，具体的人选，还是中国足协自己派出代表圈定的施拉普纳。卡马乔作为中国国家队史上第二位赞助性质的洋帅，与施拉普纳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出资方不仅坚决要求必须是西班牙教练，还具体指定了必须是卡马乔。因而，从一开始，中国足协对于这位西班牙人的到来就是相当抵触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足协一直迟迟拖着不办、直至距离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开战前10多天才不得不宣布卡马乔上任。而且，也正是因为迟迟拖着不执行，才导致中国足协与卡马乔之间的纠纷迟迟没有了结。不为人所知的是，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双方尚未签订合同！事后，当卡马乔被宣布下课时，双方最终不得不将官司打到国际足联，很重要一点就是合同问题。

因为中国足协对于出资的万达方面心存不满，因而从一开始注定了双方就不可能合作成功。

外界或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当中国足协在宣布佩兰上任时，中国足协曾反复强调过在选帅过程中，中国足协是如何亲自主导、亲自会晤候选人等等。因为中国足协很希望通过此事，向外界宣告，卡马乔失败并不应该由中国足协承担责任，因为卡马乔并非他们亲自选定。

在这个过程中，佩兰“上马”颇有“斗气”的味道。

这期间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中国足协宣布佩兰上任是在广州恒大的基地里，这固然与当时国家队在恒大基地内集训有关，但另一方面，中国足协先前曾与广州恒大队的主帅里皮接触过几次，甚至直接商谈过接手中国国家队的问题。里皮其实在薪水方面并没有提出太多要求，只是希望能够和前任（卡马乔）持平，但在权限方面则明确提出：自己的团队中不需要中国足协的现有人员。这也是里皮和中国足协谈崩的根本原因。本来，佩兰的发布会被安排在广州市区里，但后来临时改到了恒大基地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在“斗气”。而就在中国足协这厢召开发布会、宣布佩兰上任时，广州恒大俱乐部差不多同一时刻宣布与里皮续约。

实际上，当记者第一次真正接触佩兰，佩兰左一个“需要争取中国足协的意见”、右一个“需要中国足协开会来决定”，记者就深刻地感受到，中国足协选帅还是要选一个“听话的”。至少从佩兰上任伊始，给外界的感觉就是佩兰“很听话”。一个不得不说的细节是，当初佩兰亲自到中国足协，原本是进一步商谈合同，但合同没谈更未签，中国足协的领导就已经安排下午亲自接见，并直接通知了佩兰本人。换而言之，在那一刻，那样的举动已经清楚地告诉佩兰：主教练就是你了！而足协具体工作人员在商谈合同细节与条款时也已完全没有了退路。

选择“听话的”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就像当初选择阿里·汉一样。而且之所以让中国足协在洋帅的选择上一定要加上“听话”，很重要原因就是米卢在执教中国队期间“太不听话”了！因为中国足球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思维就是行政思路，属于“领导与被领导”的那种关系，而不是欧美或近邻韩日足协所习惯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一切按照合同办事。但是，“听话”只是生存或谋求饭碗的需要，其骨子的那些“不听话”基因总归是要显现出来。

哲学差异不是固执

从最早的施拉普纳开始，到霍顿、米卢、阿里·汉甚至卡马乔，几乎每位洋帅下课时，国内各方在总结其“罪状”时，都会像现在的佩兰一样，有“固执”二字。抛开东西方文化、社会差异不谈，就以足球为例，我们经常会听老外教练提及“足球哲学”一词，但什么是“足球哲学”？中国足球的“哲学”是什么？恐怕无人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或说法。

不管是佩兰还是卡马乔，抑或更早的阿里·汉、霍顿等，他们所身处的欧洲国家无论大小，都是鲜明的足球哲学，秉承本国的足球理念来展开具体的工作。来到中国执教，就是按照自己的足球哲学来改造中国足球。以佩兰为例，在法国执教期间，不可能不受法国足球和联赛的影响，譬如，法甲联赛对身体要求是相当高的，法国各级联赛中到处充斥着身体强壮的非洲球员。于是，来到中国之后，国家队中的选材会首先选择那些身体素质极强的球员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国内少数技术相对不错、但因为身体素质条件一般的球员落选，甚至是不入法眼，同样不会令人意外。

这与固执其实毫不沾边，因为我们不能站在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角度去解读洋帅的思路与理念。实际上，当我们在形容本土教练“善于变通”时，站在足球业务范畴，恰恰是没有自己明确的足球理念、足球哲学的具体体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最大的差异就是并非在同一层面展开对话，所谓的“同一层面”，指的是用足球的思想(football thinking)、足球的语言(football language)来谈论足球问题。

就像去年亚洲杯赛上，当佩兰指挥中国队表现不错，在不被外界所看好的情况下杀入八强时，站在佩兰的角度，他或许会更加坚定自己的选人、用人，因为亚洲杯带给他更多的自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其“不听话”的开始，甚至被外界形容为固执己见。

实际上，佩兰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譬如说，早在亚洲杯赛之前拟定国足集训名单时，当时赵旭日因为不在名单中，早早地订好了赴美国休假的机票，后来因为张佳琪有伤无法参加集训，佩兰将赵旭日召入队里，而赵旭日随即取消了赴美休假的行程，来到了国家队集训。但在出征之前，赵旭日却被排除在外，而且佩兰也没有过多解释。在那之后，赵旭日就未曾再入选过国家队。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佩兰怎能如此无情？可站在佩兰的角度，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当然，随着国足在亚洲杯赛上表现不错，赵旭日一事已经无人再提。而在随后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因为国足成绩不理想，围绕着球员选拔方面的各种说法与传闻不断，所谓时移世易，“变”的恐怕不是佩兰。在这个过程中，佩兰其实从接手球队开始就是一直快人快语，只是翻译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翻译得更为技巧、更为艺术，避免了诸多不必要的麻烦与纠纷。

环境始终未曾改变

看看卡马乔时代和佩兰时代，国家队除了主帅、球员换人之外，整个国家队生存环境、生存氛围、生存方式等基本没有任何变化。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的是，国家队领队刘殿秋因为一场莫名的重病，缺席了国家队工作很长时间。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国家队开始出现了各种“问题”，至11月长沙集训时，刘殿秋不得不带病坚持。或许外界并不清楚，刘殿秋身体情况并未完全好转，应该继续休息，但因为国足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和谐情况，刘殿秋不得不重新上岗。什么问题？其实就是内部沟通出现了问题，在佩兰和中方、球员之间缺少了一个“桥梁”。在球队风光之时没有人会意识到刘殿秋存在的作用，只有在情况不断时，才会想到少了这么重要的人。但一切都太晚了。

所有人都在说，现代足球不只是球场上11人的决斗。但是，这些年来，中国足协在国家队建设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而明确的工作？譬如，2015年1月份亚洲杯赛的奖金，直至去年11月出战中国香港队之前才到位。这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效率？再譬如，国足备战亚洲杯与世界杯预选赛，需要了解对手的基本信息与情报，佩兰询问中国足协，一问三不知。这就好比卡马乔时代，因为看不懂中文，卡马乔向中国足协索要中超联赛的比赛录像，得到的回复是“网上都有”，两者之间的差异何在？类似这样的细节，其实可以列出许多。的确，佩兰有其自己的责任，有其是身为主教练，球队比赛没有打好，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可是，佩兰其实和当年的戚务生一样，只能是负其该负的责任，很多责任根本就不是佩兰所能够、应该承担的。

对佩兰而言，其工作方式与态度一直未曾改变。譬如，按照原计划，佩兰应该是1月10日才结束休假、返回中国，但中国足协一个电话，让佩兰提前返回中国，且事先并未明确是让其下课。因而，当佩兰见到中国足协的领导时，首先谈论的是下一期集训的问题，如何准备3月底两场世界杯预选赛比赛的问题。直至中国足协领导明确让其下课，佩兰才心有不甘。

如今，佩兰下课了，是否意味着中国足球在国家队建设问题会有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与氛围？未来新的国家队主教练会不会又是一个牺牲品？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唯有拭目以待。